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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鱼究竟能不能养殖?

学术/学科 / 农学 养生小编 来源:互联网 128浏览 0评论

此前,有网红宣称,谣言导致“舟山带鱼养殖场滞销,当地无数养殖农户面临破产”。带鱼究竟能不能养殖?这句话本身是不是谣言?

答:带鱼不能养殖,也没有人养殖。看完这篇文章,你就知道带鱼为什么不能养殖了。

带鱼的家世

要搞清楚带鱼养殖的问题,首先得摸清楚带鱼的分类。

看到这个问题,有的读者可能要开口大骂了:带鱼这种四处可见的食材,鬼才不晓得咧!但名字里面有“带鱼”两个字的东西,真不一定是你吃的那个带鱼。例如,天上飞的有带鱼狗,水里游的有热带鱼,还有些能说话的也被人称为“带鱼”,它们和油炸的那个带鱼都没关系。

即使是那些银光闪闪、又薄又长的名字里有“带鱼”两个字的,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带鱼。最好的例子是这两年很火的皇带鱼(Regalecus)。这种鱼类和吃的带鱼看起来很像,只是大了很多,最长的记录有11米。但这种大型鱼类属于月鱼目,和真正的带鱼关系特别远,它们之间只是外形相似。

咱们吃的带鱼,隶属于鲈形目带鱼科。这个科可不小。仅在中国沿海,至少就分布有窄颅带鱼属(Tentoriceps)、沙带鱼属(Lepturacanthus)、小带鱼属(Eupleurogrammus)和带鱼属(Trichiurus)等。但走上中国人餐桌的,绝大多数是带鱼属的带鱼(T. haumela),渔民捕捞这种鱼类的历史非常长,但科学家搞清其身份的道路却非常曲折。

此前,科学家们认为,中国沿海的带鱼都是同一个物种。但是,各个区域内的带鱼,又存在一些看起来明显不同的各体。它们只是偶然出现的变异个体,还是带鱼生命的不同阶段,或是带鱼的亚种,各种观点争论不休。

鱼类学前辈王可玲先生自1976起,开始对中国带鱼属的分类开展深入研究。当时,他们能用的生物化学分类工具主要是同工酶电泳,以现在的眼光看十分落伍。因此王可玲先生通过解剖、观察大量标本,极富想象力地找到了额骨特征的差异,加上生物化学上的证据,将中国的带鱼属分成了带鱼(T. haumela)、短带鱼(T. brevis)和南海带鱼(T. nanhaiensis)三个种。

从上到下依次为:带鱼、短带鱼和南海带鱼。图片来自文献1。

带鱼属的额骨特征差异,其实十分细微。简单说来,把鱼头煮烂,左右额骨可以分离则说明骨化程度低,是带鱼;而左右额骨愈合不可分离说明骨化程度高,是南海带鱼。这样细微的差别,没有大量细致工作和出色的观察力是难以把握到的。在我国鱼类研究界,王可玲先生区分带鱼和南海带鱼的工作被视作传奇。

图中所示的带鱼额骨部位差异,是鉴别带鱼的关键之处。图片来源:Lonmelo

带鱼从哪儿来

既然不能养殖,那市场上的带鱼都从哪儿来?

捞的呗。

带鱼和大黄鱼、小黄鱼、墨鱼并称为中国四大渔业,它们曾经资源丰富,适于捕捞开发,是我国的重要食物来源,因此又被称作“四大家产”。自上世纪末以来,“四大家产”都经历了严重的过度捕捞,小黄鱼和墨鱼资源衰退,大黄鱼资源已近枯竭。但带鱼不一样,至今产量都很高。《中国渔业统计年鉴》数据显示,2011年我国东海区(包括浙江、江苏、福建及上海“三省一市”)产量为69.96万吨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《2011年农业发展状况》,2011年全中国的羊肉产量,也就393万吨。

东海区“三省一市”20世纪中后期带鱼产量(单位:万吨)。

但问题是,产量大,不代表资源构成健康,也不代表资源量充足。在历史上,带鱼产量曾出现过非常明显的波动,1980年代一度持续低迷,但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突然出现持续上升。这是个好事么?

渔业产量,实际上是指人类从海洋中捕获的量。产量的波动并不一定反应的是资源的变化。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引进,生产限制逐渐放松,生产积极性的提高,中国渔民的捕捞能力越来越强,私营渔业异军突起,占据了主导的地位。于是,增产就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。但这样的增产,却有着重大的隐忧。渔业研究人员发现,捞上来的带鱼越来越小,低龄组的比例越来越高。同时,他们还发现达到性成熟的带鱼体格越来越小,年龄越来越低。这意味着带鱼的种群对过高的捕捞压力做出了适应性的反应!这些年的增产是对补充群体和更远水域的带鱼进行高强度捕捞所致,这种态势是不可持续的。

我国渔船总功率持续上升(王跃中和邱永松,2006)。

1980年代末,我国对渔业资源养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。针对带鱼的主要产卵场,开始了伏季休渔,并对张网作业进行了限制。而到了1995年,黄东海全面的夏季伏休制度开始执行。这对带鱼的产卵群体与补充幼体起到了重要的保护。虽然这一举措,对带鱼1990年代持续增产有一定的贡献。但捕捞的强度仍然在增大,过度捕捞的风险依旧高企。于是我们需要一个反应带鱼种群资源状况的指标,来反映种群的动态,而非仅仅盯住产量。

在渔业研究工作中,反映渔业种群资源密度的指数,最常用的即为单位努力量捕捞量(CPUE)。这一数值是产量与捕捞努力量的比值。捕捞努力量是指总投入的渔船数量、捕捞网次、作业时间等等。在捕捞水平相当的前提下,花了10天捕到1吨鱼(CPUE为0.1t/day),和花了1个月捕到2吨鱼(CPUE为0.067t/day)相比,资源密度反而是更高的。由此可见,CPUE比产量更清楚地反映出资源量的状态。

1990-2000年东海带鱼CPUE(王垚和徐汉祥,2009)。

2000-2007年东海带鱼CPUE(王垚和徐汉祥,2009)。

从CPUE数据可以看出1990年代初,在重要产卵场伏休前提下,带鱼资源情况处于较为稳定状态。在1995年黄东海实施伏季休渔后,带鱼资源量自1996年起在逐步恢复。但在2000年之后资源量开始明显波动下滑。由此可见,过高的捕捞压力确实对带鱼资源造成了不利的影响。

渔业研究人员认为,除了捕捞努力量和捕捞能力的增加之外,带鱼生殖年龄提前、资源补充得到加速也可能是带鱼维持较高产量的重要的原因。此外,气候波动、环境的改变,也是带鱼资源量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。渔业资源对人类活动与环境波动的响应,是当前的研究热点。相信不久的将来,渔业研究人员可以更清晰地解释环境和捕捞对渔业资源的影响。

带鱼为啥还没有养殖?

简单说来,就是:没必要。

带鱼捕捞,即使经历了许多波动,但至今仍有相当高的产量,于是人类也就没太大必要去研究养殖。加之带鱼习性凶猛、栖息水域较深,相关基础研究仍待深入。综合这些原因,美味可口的带鱼完全依赖海洋渔业,并无带鱼养殖产业支撑。

整个带鱼产业,都是海洋的馈赠。只要我们不毁掉这份大礼,也就不必像发展大黄鱼养殖那样,投入大量资源,研究带鱼的养殖。为了不让养殖带鱼的时代来临,需要的不只是渔民、渔业研究者和渔业管理者共同的努力,更需所有人的支持和认同。(编辑:球藻怪)

参考文献:宓崇道。1997。东海带鱼资源状况、群体结构及繁殖特性变化的研究,中国水产科学,4(1):7-14王可玲、张培军、刘兰英等。1993。中国近海带鱼分种的研究,海洋学报,15(2):77-83王可玲、张培军、刘兰英等。1994。中国近海带鱼种群生化遗传结构及其鉴别的研究,海洋学报,16(1):93-103王跃中、邱永松。2006。东海带鱼渔获量变动原因分析,南方水产,2(3):17-24王垚、徐汉祥。2009。伏季休渔制度下东海区带鱼资源动态分析,浙江海洋学院学报,28(4):384-388朱元鼎、张春霖 、成庆泰。1963。东海鱼类志,科学出版社 山田 梅芳,时村 宗春,堀川 博史等。2007。东海黄海鱼类志,东海大学出版会文章题图:qlmp.com.my